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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作品] 【中短篇】颤动银盐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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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6 01:32: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幻想战闻录 于 2023-8-16 19:27 编辑

这篇文章的作者ID是 VB。
这篇文章是 幻想战闻录 2023夏祭 -石之章 - 入围作品。
我们希望能向更多读者安利优秀作品,也希望能吸引更多作者来我们活动玩。这里是我们活动的介绍:https://thwiki.cc/-/1s6e
本篇的讨论会在幻想战闻录&幻想梦缘华联合交流QQ群296724892留有记录,有兴趣可以加群观看。
全文24482字。全部情节与东方project原作基本无关,有精神病院表现,有精神病行为表现,有非治疗性伤害表现,有伤害性治疗表现。

排版来自word文档和自动排版网站。可能有转载者擅做主张的成分。
———————————— 以下,正文部分 ————————————

颤动银盐之印


  本小说基于1959年(昭和34年)的虚构日本城市K市。文章关于精神病院的描写多为杜撰,既非对历史的评述,亦非对当下的影射。文章不含有脑白质切除手术、电击疗法、胰岛素休克疗法等五十年代末物理治疗手段的直接描写。有关患者的起居环境、日常活动等方面的记述,参考记者Jean-Philippe Charbonnier于1955年发表的摄影集“Bons pour l’asile”。遗憾于笔者水平有限,暂未能找到日本的具体资料,如有出入,还望谅解并指正。至于摄影课的情节安排,当然纯属幻想。


***

Visitation blême au désert de l’amour
“爱之荒漠的苍白访客”
Roger Gilbert-Lecomte, 1933

  心属于“忧郁症”的那一类。恋属于“不可治愈”的那一类。活人与死人的区别,可以说全部蕴含在其中了。她们睡一张床,就好比一丁点的生紧紧抱住一大潭的死,或者也可以比作一条支离破碎的生的光环系在一颗死的星星的腰上。不搂住什么,心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而恋呢,一入睡,就开始咀嚼心的粉色长发,她梦见自己变成了发光的远古巨鱼,不嚼点什么,就会饿死。两人在这一点上都像小孩子。她们跟另外二十八名精神病人挤在K院的一间普通的女子病室,当中不乏在同一张床上从战前呆到战后、在缺衣少食的条件下像石头似的毫无感觉地存在至今的幸运儿。这些女人被战争变成了某种进食机器,午饭铃一打响,她们全部复活,她们的牙齿动作之快,仿佛可以把碗皮、墙皮、天空的皮一齐啃出一道缺口。

  五十年代,所有的桃色小说、桃色写真册、桃色电影似乎都是关于被压抑、被冷落、被长期局限在狭小空间内的千金小姐、家庭主妇、女大学生、女职工、女病人。凡是两名女子长久待在同一处小地方,就必然产生身体上的相互依赖,乃至于在爱的链式反应下连结为血肉的整体,这已经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无论是理论派还是实干家,无论是禁断之恋题材的创作者还是它的消费者,都像恐惧原子弹一样恐惧孤独。而真正的孤独者卧在铁架床上,既没有做爱的力气,也没有从无止境的幻想里逃脱的办法,只好乖乖等待医生开的镇静药从身体最内部开始一点点啃噬掉自己。心与恋之间大概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情爱。她们能在不寻死的前提下照顾彼此的感受、包容彼此的乖僻,已经很不容易了。尽管最近在美国引领的行为主义的影响下,不再提倡对精神病人实施结扎手术(读者还请不要大惊小怪),可是一旦被发现,或者被其他病人揭发,没有人知道后果。无论如何,能保持清醒已经是一种奢侈。一切精神上的追求——或者说传统意义上将人与动物区分开的那种东西——只能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酿造。

  有一回,恋的症状照常发作,她把心从床上狠狠推下去,一边歇斯底里地道歉,一边喊着让所有人远离自己。她在睡觉时流口水把某种外星病毒传染给了心,如果不找医生,外星军队就会用病毒窃听全人类的思想,然后入侵地球消灭掉所有过于纯净的、令他们嫉妒得无法忍受的情感。这显然是由于护工那天忘了裁掉报纸上的“怪奇探究”栏目。但心不明白,她以为是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让恋本就脆弱的神经连环崩溃,再也变不回原来的恋了。事情接下来的走向,有护工告诉我的和心自己跟我说的两种不同版本。在护工的说法里,心不知怎的从食堂带回一根边缘有点毛刺没有完全刮平的塑料勺子,在手臂上刮出一道细长得不可思议的伤口,又毫不犹豫伸到恋的跟前,问她,如果真的有病毒,怎么在我的血里既看不见也找不到呢,对吗?而根据心自己的陈述,她是觉得自己的好朋友因为这件小事而受到护工和其他病人的嫌恶、嘲笑、排挤,所以要表演一出好戏,吓唬吓唬她们,至少把她们的恶意转移到自己身上分担。她说,“如果真的有病毒”那句话,她保证没有讲过,恐怕是别的病人随口捏造用来孤立她们的。两种说法,一种基于外星病毒在思想中真实存在的前提,另一种则表明,即便在精神病院,生活也只不过是层出不穷的表象、扮演、争斗、计谋,无论正常人还是病人,一概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所想的事,也只有外星军队会把它们全部当真。总之,当晚七点,两人被束缚手脚,关进禁闭室。

  黑漆漆一片里的两人先是听见有什么东西发出砰的一声。犹如花苞开放时扑噜的那一下。犹如雏鸟破壳时喀嚓的那一下。它到底是什么?闭上眼睛,无光的世界充盈着砰的一声激起的光波。两人蜷起身子。屋内寂静得仿佛脱离了时间。这晚,厚重的墙壁隔绝了一切尖叫声、争执声、耻笑声。只有无名之声四下回荡。这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某种从天而降的讯息,无视K市所有的墙壁,秘密地抵达了她们两人的耳朵?让人按捺不住胡思乱想。越想,这声音就越真实、越无法定义。越听,这声音就越发光亮且越发坚定地游入每一根血管深处。她们的耳边好像生出了透明的天线。她们的眼睛好像侦查到了无限遥远的星球。她们的感觉向着虚空奔驰,又好像地下暗河汇入更宽阔的水域。她们正在步入同一片水域,这真的是可能的吗?她们的思维也像深夜的萤火虫,在密林间朝彼此发送着断断续续的暗号。两人挪动着彼此靠近。空间很虚假,隔着拘束衣感受不到地面的实感。两人不再去想声音。不想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想些什么。但究竟要想些什么呢?使人困惑了。两人开始想别的事情。比如过去与未来。比如生命的偶然性。比如突然复苏的巨型恐龙把K市的所有古寺和玻璃大厦发泄似的踩成废墟。心听见黑暗中的笑声。是恋在笑。也许她又想到了什么滑稽的场景。这么一想,心仿佛也看见了衰老的恐龙排成长队向人类走来,噗嗤一下也笑了。她在笑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必须要笑的,人活着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尽管谁也不知道谁在笑什么。笑开始生长了,牵连着黑夜里的什么东西涌动起来了,所有的一切苏醒过来了。数不尽的萤火虫四下飞旋,穿过颓败的墙壁与荒诞的真空。她们两人的肩膀不知道为什么凑在了一起。
  啊,她说。
  啊什么?她问。
  你怎么挪过来了,她说。
  不好吗,她说。
  现在只有我们两人了。
  嗯,她说。
  支支吾吾的,说不好该问什么、该答什么。但她们在拼了命地想着什么,仿佛两人同时领会到了某种言下之意,某种幽暗得几乎难以承载生命的欲望。她们的话语就像孤岛在上面漂移,时间久了总要相互靠近、相互碰触。间歇性的窃窃私语,宛如半透明的熔岩将她们环绕。蓦地,在这岛屿撞击岛屿的隆隆的夜里,几乎听不见任何具体有形的言语了。
外星病毒,都是骗你的,她说。
  什么?她问。
  因为外星没有病毒,小傻瓜。只有地球上才有病毒。二十年前科学家发现了冥王星,上面也没有病毒。这都是在“怪奇探究”里面明明白白写着的。
  我不是这意思,她说。为什么要骗人?
  嘿,生气啦?只是想要骗你这一次而已。
  真是的,莫名其妙,她说。
  生气包子,她说。
  再也不理你了,她说。
  别这么说嘛。
  那怎么办,明明全是你的主意,她说。
  心,我喜欢你。
  什么?
  喜欢你。
  什么意思?
  你问什么是什么意思?
  我问,喜欢是什么意思。
  喜欢就是,我爱你,里面的爱的意思。
  又在拿人开玩笑。
  爱就是,什么也没有的死寂的地方,偏偏发生了什么,把宇宙创造了出来的砰的一声,里面的砰的一声的意思。
  嗯,她说。
  她们不约而同地颤抖了。
  你知道耶稣基督吗?她问。知道湿婆和毗湿奴吗?
  知道。可惜,始终不明白这些,她说。
  爱是太空的力量,恨是耶稣基督的力量。或者说,爱是湿婆的第二种力量,恨是毗湿奴的第三种力量。爱与恨就好比龙虾的两只大钳子,在演化史上此消彼长,操纵着时空。恨让距离延长,爱让距离缩短。恨让时间前进,爱让时间倒退。现在明白了吗?
  我们周围的时间好像静止了,她说。
  说明现在宇宙里的爱与恨因我们而平衡了,她说。
  只会有这一次吗?她问。
  她们依偎着,爱与恨的原子在她们的想象中一片水平。无垠的宇宙记忆展开在她们眼前,活人与死人的共同家园浮在当中,宛如一艘无灯的船。


***

Je ne crois plus à la clarté del’après-mort
“我不再相信死后会有光”
Jules Supervielle, 1938

  战后的日本渴望改头换面,尤其要从精神病学界驱逐法西斯的思想遗存。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生理主义,各式各样漂洋过海的先锋派,纷纷开始用自己的理论工具撬开日本人的脑袋,后者对于本土学者而言犹如取之不竭的午餐肉罐头,食之无味,但仅凭数量就足以奠定一场战争的大局。如今日本理论与西洋理论的比拼也是这么一回事。然而,如果允许在纳粹引进的电击疗法和美国引进的胰岛素疗法之间选择,相信许多精神病人还是会选择纳粹。其中的道理不必多说。电击疗法好比大脑的熔断重启,而胰岛素疗法好比一种可以救活的注射死刑,一周六次,两周一疗程。自从外星病毒事件后,心的精神状态被医生重新评估为“频发躁狂表现”,通过了胰岛素疗法的体检。于是,她第一次尝到了恋在过去的三年间总共尝过六十次的“死”的滋味。这种感觉就好比身体的一切内容物犹如崩解的胎盘物质大量逸散到羊水里,体验过一次就会明白,所谓的灵魂是不存在的。

  周六下午四点,我在K院的“自然方庭”见到了裹在一件米黄色拘束衣里的恋。她一瞧见我,立即兴奋地回过头,和身边的心说着什么,我听不见。当时在组织病人户外观影,放映的是小津安二郎前一阵子在英国获奖的《东京物语》。他成了日本的骄傲,以至于精神病人也不得不观摩他的大作。早在几年前就得过外国电影奖的黑泽明和沟口健二的作品呢,则由于残酷的历史题材和导演本人的左翼倾向,护工认为无益于神经发育。小津的电影没有暴力、没有吵闹、没有亲吻,不如说,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安排精神病人观看再合适不过了。影片结束后,恋睡得正香,而心呢,她挤进人群里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出现,暑天树荫下的热气在她头顶上形成微小的透明漩涡。终于,她找到了我,在我面前学着电影里三女儿京子的弱势而富有正义感的语气:
  “请您不要……请您不要再安排您的妹妹转院了。”
  “不是,”我说,“这次不是来谈转院的。你也知道,K院的规章没那么好对付。”
  “上次您说,我不知道胰岛素疗法的恐怖。现在我也尝过了。”
  “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我……认为,必须由我,继续为您的妹妹分担痛苦。”
  “没有你的照顾,恋说不定早就活不下去了。”
  “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不。我的意思是,你也艰难,再麻烦你分出精力照顾恋……”
  她不回答,只是不无困惑地审视着我,好像我刚刚发表了一句典型的门外汉言论。
  “我可以抹掉一切感情,不哭也不笑,封闭所有知觉。”她忽然补充道,“您也许不太了解我。”
  “但至少,假设你们两人都可以转到私人疗养院呢?”我试探地问道,“或者待在这里,不过,采用一种完全人道的新疗法?”
  “其实,对我们来说,”她回答,“治来治去,都是一样的。”
  “你听说过艺术疗法吗?”
  “这次的看电影,就是么?”
  “不是被动地去看,而是让你们主动地去创造。”
  “我觉得,医生和护工都不会同意的。”
  “她们的意见是一回事。院长的意见是另一回事。”
  “院长?”
  兴许她没看过《大独裁者》,但根据她的语气,她心里所想的恐怕也是某种托着地球仪跳舞的小丑形象。我于是解释道:
  “我这次来,找的就是院长。我和他事先有约。”
  “恋经常告诉我,院长找她去谈话,”她顿了顿,像在回忆一件趣事,“她说,院长背后有六只蝙蝠翅膀,负责开关地狱的大门。”
  “你不会信以为真吧。”
  病人的队列在护工的号令声中排得越来越整齐了。趁着四下里没有别人盯着,我把一小包布劳提根硬糖迅速塞进她的手里,而她熟练地把袋子塞进病号裤的后面,朝向喧哗的人群跑去。

  院长在战争期间是海军医学研究所的编制人员,曾在金刚舰上考察两周,他的鸿鹄之志多半和金刚舰一起沉在了太平洋。他断定我要么是那种巧言令色的布道士,要么是那种以兜售西化进步哲学谋生的思想二道贩子。“对牛弹琴!”他坐下,让秘书给我沏了一杯不冷不热的茶,“你这些案例,在法国很成功,因为他们有art,有phénoménologie;在德国,他们有真正的Theaterstück;我们日本有什么,嗯?我们没有这种Grund,这种土壤。我们就像在荒岛上求生的一群喜剧演员,除了傻乎乎的演技什么也没有。你可以四处打听一下,哪里的日本病人眼睛里有光?你大可以试办一堂绘画课看看。我们也干过不少次,二十分钟,我们的病人全部入睡,或者干脆把画纸撕了。不否认,也有少数的积极分子,不过这一类病人也只会以违逆老师为乐,以破坏课堂为荣。把这种水土不服的疗法用在重症病人身上,更是天方夜谭。你打算怎样?除了休息日,你一周办一次?难道你要破天荒把胰岛素注射降到一周五次?打完了胰岛素,你的病人还有力气写诗作画?……”

  我抿着这杯海带汤似的糟糕的茶,反驳道,其一,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新型疗法替代物理疗法,我不是那么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但依我所见,贵院的病人一天绝大多数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而根据我在巴黎圣安病院的考察经历(其实我压根没去过),康复的最大敌人不是所谓“神经紧张”,而恰恰是懒散。目前,贵院的病人每三到四天才会有一次集体活动,好比把她们从长期的懒散状态中硬生生地拽出来,她们的抗拒是正常的,因为还远远没有养成康复所需的精力、习惯、品德。其二,关于物理疗法与个性化辅助疗法难以兼得的问题,事实上目前大量的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表明,操作胰岛素注射并不一定非要造成病人全身抽搐痉挛。关键不在于身体而在于引导大脑额叶的良性阻断。而要达成这一目的,只要让病人进入低血糖状态就足够了。由此出发,是否可以更灵活地重新规划病人的日程呢?我并不是在评价贵院医生的理论认识水平,他们是最了解病人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手段的。我只是在指出这一如今普遍存在的误解而已。其三,绘画和写作确实存在着无法吸引病人兴趣的缺陷,但我们大可不必把眼光局限在这里。创造的本质在于在混沌中建立秩序。那么何不设计一些更加具象的课程,面向那些封闭自我、逃避现实的病人,例如手工课、裁缝课、摄影课?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这些病人对现实的物、现实的场景的知觉。您刚才提到了现象学,萨特不是说过,一杯鸡尾酒里也有现象学吗?所以它并不是什么Grund的问题。现在的日本,有什么,缺什么?缺的不是别的,不正是“实事求是”这种简单的真诚吗?

  我当然不相信我自己所说的这番话。我可能是疯子,但绝不是白痴。这么大规模的公立精神病院,开到二十一世纪也不会有什么摄影课。倘若院长有任何革新的意图,恐怕他早就撂下担子,跑去那些近来在日本各地的郊野上蘑菇一样疯长的私人疗养院,去实现他的人道主义梦想了。倘若公家的拨款经过层层挪用,还剩下哪怕一丁点用于改善病院的环境,也不至于患者连私人的置物柜和鞋柜也没有,每次探望,都会瞧见病室门外的长廊上凌乱不堪地堆满了黄白色布鞋,更像来到了一处德国集中营的焚化间。或许我也只是渴望用这些无谓的道理去撬动些什么。我缺乏的只是支点。现在的“古明地觉”充其量踏着时代的浪,没有权威的名义、没有大人物的背书、没有利益的推动,连自我介绍用的也是“律师”的身份。然而万一真的能撬动些什么呢?至少,眼前这对眉头、这双嘴唇?我在午后的蝉鸣声中等来了院长的打哈欠与起身。他在房间里踱步,手背在身后。秘书接过了我递出的名片。
“听说,现在最好的牛奶都是听钢琴乐的奶牛产的呢,”她转身向她的上司调侃道。


***

La blessure la plus rapprochée du soleil
“距离太阳最近的伤口”
René Char, 1946

  夜里,心第二次涅槃,所有的骨头里冒出痛楚的火焰。她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支着胳膊吃力地翻过身来。恋仍睡在身边。于是她顿时觉得自己还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从前,她整日瘫在床上,空腔密布的内心包裹着各式各样的“没有”:没有光明、没有温度、没有重量、没有色彩、没有感情,仿佛她的意识不过是一块匮乏实质的蜡,丑陋地熔化着,流入黑色的罅隙再也不见。她面对自己的存在就像面对一堵挤满弹孔的白墙,白得接近于死亡,晴天它是一座无光的废墟,阴天它是一座无影的墓碑。至于弹孔,那是她听见墙体内部有无数恶毒的蠕虫在啃噬真实,无法容忍而掏出枪对准自己的灵魂一通歇斯底里地扫射。可现在她必须爱护自己。她不能再在私人的小地狱里浪费生命。还有一座共同的大地狱,需要她与恋两人一起突围。小地狱仅仅是大地狱的彩排。在彩排的步骤就倒下了,还怎么和恋一起开启生活呢,不对吗?

  右眼角传来钻心的疼痛。她下床,在熄灯的病房里摸黑来到了门外,一路小跑。在厕所的镜子里,她看见自己的眼角被什么磕了一道口子(她立即想到这也许是一种自杀的好方法,但很快克制了逃避的念头)。其实创口已经结疤,不知怎的再次溃裂。果脯似的薄痂从正中间豁开,血滴从破绽处鱼贯而出,夹杂着血管壁的碎片和脱落的肉的丝絮,染得右半边脸颊七零八落,活像从地狱脱逃的游魂。她一面清洗进了血的右眼,一面想到这伤大概是早晨在接受注射时挣扎着撞到了什么。看来自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温顺。面对被安排好的“死”,至少她真的反抗了,说不定还换来了哪位护工的一声尖叫。她听见自己在笑。有什么可笑?她不知道。躲在深夜的厕所里,医生无法窥视她,其他病人的报复心伤不到她,没有一把剪刀用来划开手腕让灯光透进来,她几乎要被自己漆黑厚实的身体活埋在里面了。倘若人体真的是水与肉块的结合,需要多么沉重的疼痛才能使其解体?又在胡思乱想。她拍拍自己的脸颊,发现一只漂亮得近乎虚幻的蛾子趴在镜子上靠近她右眼的位置,灰色的翅翼被灯泡烫出许多小孔,露出腹部一抹刺眼的橘色。没有眼睛、没有食道、没有欲望,它的肉体完全是安静的。可她十分清楚它曾一次又一次地振翅,以怒不可遏的加速度,报复自身的重量、报复自身被给予的色彩。它单单是想摆脱一具无法被点燃的无用的躯壳。

  病情的好转可谓迅速。历经十二次注射,心就像一名从深渊里徒手爬回人间的攀岩者,全世界的轰鸣于她而言不过一缕微风。她顺利回到了轻中症患者的名单里。食堂、图书馆和“自然方庭”对她重新开放。这一阶段,她不停地读书。读得多的是剧本。她想看看那些历史上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是如何对待生死的。莎士比亚、歌德和拜伦,被她垫在枕头底下。还有克莱斯特的《智利地震》,护工似乎不知道他是一位自杀的作家,让他的这一本书堂堂正正地摆在书架顶端。不过,这一类过于伟岸的浪漫主义悲喜剧,看多了也就逐渐厌倦了。但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在仓库里——没错,在K院连灯也没装的存书仓库里——找到了一本安室信也翻译、昭和31年(或者说,仅仅三年前)白水社出版的《等待戈多》。在精神病院读到了贝克特!一棵树,什么也没有,演吧!说真的,贝克特本人真该来日本见见这位读者。心尤其喜欢“幸运儿”那一段撕扯灵魂的演说,与它相比,剧本的其他部分全是冰冷无趣的灰烬。她上一次见到我,还把这本书拿出来问我问题,这才弄明白了贝克特在当下世界剧坛的轰动性。她打开这本书,相当于站在全人类历史文明的垃圾堆的顶点。这座垃圾堆,被跨越时空的地壳运动托起,在如今日新月异的日本列岛缓缓上升,在人人心中形成较小的垃圾山脉和废水湖泊。于是,心决定,向贝克特宣战。这一宣战,里里外外的军工厂都开始冒出浓烟,成批成批红热的枪管化作横竖撇捺,坠在白纸上,铿锵作响。她开始了创作。

  可说到底,未经批准的写作,在K院毕竟是禁止的。虽说心在前一阵子表现格外优秀,但平日里的监督还是一点没有放松。何况她莫名其妙地养成了在半夜里频繁上厕所的新习惯,每次还在病服胸前口袋放半截蜡笔,让人不禁萌生疑问。恋打一个滚翻身,挤到旁边心的那张床上的频次也在减少。熄灯后,她扒在床栏上,俨然在望风。后来,又在心的床和墙的夹缝里找到一只小手电筒(那是我给她的!)予以没收。病室内的空气变得不对劲了。情况越来越脱离一些人的掌控了。有人开始叫她“文学少女”,尽管没有人知道心确实在私塾一直是图书委员。有人把鬼画符的便签纸揉成团丢在她的床上。“你要出院了!”一天,对床的躁狂症小患者一脸笑容地祝贺道,“你呀,要去给大诗人生小孩了!”一旁的恋抓起一只枕头猛殴在对方面门上。这一下,她与心的共犯关系彻底败露了。护工闻声赶来。原来,心的稿纸全部被恋藏在了她的内衣里,卷成一根细长的纸筒,从领口插进去。要写的时候,心就把手伸到恋的病服里面。说实话,该摸到的部位全摸到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由于层层转述而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如同这间病室上演的许多闹剧一样,也存在护工告诉我的和心告诉我的两种矛盾的版本。照例,我先从公然胡诌的那一边开始讲。很不幸这次说谎的明显是心。在她的说法里,面对即将套在身上的米黄色拘束衣,恋忽然挣脱了双手,从护工的怀里一把夺过那份十几页的手稿。“这是火星发送给我的信号!”她俯下身,像一条警觉的尺蠖弓着后背,“胡子雪雪白的上帝被诅咒了,坏信号、坏文字!”额头紧贴着地面,她把十几页稿纸当作食物一样啃起来,一边啃食一边痛哭,用一种难以忍受的高音念诵着:如彭奇和瓦特曼的神圣事业所证实的那样,胡子雪雪白的上帝将公共地狱炸上天去天是那么蓝那么澄澈……心说,当时,自己在一旁不为所动,其他所有人都被吓坏了。恋表演得如此入神,熟悉《等待戈多》的读者大概也无法分辨出她究竟是彻底进入了“幸运儿”的角色还是真的在发疯。一名惊恐障碍症患者当场昏厥过去,被这残酷的高音、被贝克特的惊雷击穿了耳膜。闹完了,恋又成了一只受伤的小兽,把她的火星来信死死护在身体底下。唯一掉在外面的一张纸被护工拾了起来,上面尽是没打标点符号的谵语。自然,十几页手稿被没收,但护工没有读上面写了什么(心是怎么肯定的?),因为只有“不可治愈”的恋会写出这种无法阅读的东西(从这里开始,她的叙述逻辑已经完全理想化了)。结果,心没有被怀疑,恋也只被关了三天禁闭。稿纸被夹在收费单和恋的近况报告里,寄到了我的事务所。到了周六的探病时间,在我们每次约定好的地点,物归原主。

  有时,恋确实会扮演心的英雄,再加上她有点享受装疯卖傻的乐趣,闹上这么一通也不是不符合她的风格。那么,我又怎么知道心其实编了谎话呢?因为护工的版本简洁得多。她告诉我,恋当时交出了手稿,吞吞吐吐,想要说些什么,又什么也没讲出来,只是两手不住地颤抖。“是我写的,”心承认道。护工翻了翻这十几页的剧本,大致看懂了心设计的情节。是少女向另一名少女表露了自己为世俗所不容的情感,被恋人厌恶而自我毁灭的故事。这类剧本的数目大致和天上的星星差不多。所以说,护工当时根本没有对两人多讲什么。谁没有尝过用舌头挖开自己伤痕的感觉呢?与其说是在回应贝克特,不如说,这只是心在苦苦与自己寻求和解而已。假使追究了心的过错,她的手稿受审阅,其中呐喊的哭号的自我辩白的自我剖解的撕心裂肺的万念俱灰的字句全部划红线,作为躁狂倾向复发的证据,假使让心再经历十二次胰岛素注射死刑,这孩子总归还要写出这种东西的,还要把它藏在护工无法想象的地方的。不要低估了身上遍是伤口的人在伤口里头藏东西的本领。而恋也会继续陪着心表演这出影子戏,草台班子对决草台班子。手稿被送到我的事务所那天,我也(不好意思!)通读了一遍。确实,作为第一篇习作,一些方面可圈可点,另一些方面则无功无过。至于心所说的“没打标点符号的谵语”,并不是借鉴,而确实是一字未动地抄下了《等待戈多》里“幸运儿”的演说。尽管如此,尽管这份作品摆到了众人面前,恐怕也只会成为有目共睹的次等品,它的价值对我而言依然无可比拟。况且,由于院内不允许病人拥有铅笔或者别的什么有尖的书写工具,以免病人用它们自残,每天夜里,心只能把稿纸垫在一本硬书上,握住半截磨出棱角的蜡笔,如雕刻般将自己的心写进白纸的软肉里。动作不能出声,只能听见嘶嘶、嘶嘶,像一条导火索在作响。“将地狱炸上天去。天那么蓝,那么澄澈。”我们说精神病院里并没有真正的天,但在那些阴翳的角落里,总归会诞生一种心向往之的觉悟。
 楼主| 发表于 2023-8-6 01:46: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幻想战闻录 于 2023-8-6 02:13 编辑


***

La douleur contient d’étranges labyrinthes
“痛苦有其不寻常的迷宫”
Marguerite Yourcenar, 1951

  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有一台摄像机,还有一整套冲洗底片的小工具。胶卷、显影液、定影液、暗袋、滴管、曝光灯,装在一只黑盒子里,放在我们轻易够不到的柜子顶上。当时,我很安静,恋很好动。黑盒子自然成了她的玩具。夏天,她钻进院子里,一下午都在指挥大人们上上下下地寻找她想要的角度。她调着药水,俨然一位小小的炼金术士。而我站在一旁,盯着卤化银药剂的一团混沌逐渐形成明与暗的差异,不可思议的轮廓犹如梦中繁花在我们面前缓慢地绽开。这究竟是什么?隆起的地形,布满丝络,如同外星的山脉,如同一块奇异的裹尸布盖住一具胴体。“这是卷心菜叶!”她公布了正确答案。大人们惊讶了。我央求着她再玩一次猜谜。这次是一组重重叠叠的螺旋线,汇合于相片中央。密集的同心圆好像在催眠似的膨胀,仿佛一股无形的力盘旋在共同的圆心处,随时都会辐射出去,时间被冻结在大爆炸前的一瞬。整片空间似乎都在这种精神层面的引力作用下拉伸、凹陷。蔷薇花苞!我一阵恍惚,差点喊出声来,可惜已经有人猜了错误答案。“噗,答错啦!”恋得意地比划着双手,“这张拍的是——宇宙!”


  也许,原本,所有的艺术皆发源于此:孩子和宇宙开始对话的这一刻。然而,所有的恶魔也都同样诞生于这一刻。随着我们姐妹年龄的增长,随着一连串幻想的破灭,宇宙的面目越发狰狞。宇宙开始在恋的耳边低语。宇宙开始偷听她的思维。宇宙开始消灭她的记忆。宇宙开始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大批大批地屠杀人类。宇宙开始派出轰炸机投下汽油弹焚烧我们的家乡。宇宙开始用它漫漫的光芒蒸发一切有形之物。那些过于靠近太阳的城市被太阳晒毁。风吹得人类的五官在脸上的位置如沙丘般日日夜夜地移动。宇宙又分裂出更多的宇宙,以太阳和月亮的连线为中轴,无数的宇宙飘浮在无尽真空中,亮度几乎无法辨认。无数的人类与动物与植物与微生物的扭曲变形的灵魂在相隔无穷远的宇宙中争斗、杀戮、堕落。而她的神经记录着这一切。但,某天,啪,一根弦断了。恋不再回应我的问话了。她的所有喜悦与痛苦彻底沉进了她的身体里。甚至连皮肤都好像失去了知觉,不再回避冷热。她的手心里也偶尔若无其事地捏着刀片、秽物、死物。可她的善良依然如故。她是我的妹妹,她在症状不发作的日子里仍是我了不起的妹妹。公立精神病院的状况人尽皆知。五年前,私人疗养院大多是相同的一塌糊涂。我始终在找人、找关系,甚至已经约到了下半年就能入住的一张床位。直到那一天,她把幻觉中的“撒旦”(一名把双手反复蹭在她大腿内侧的四十多岁的男销售经理)推向正在驶入站台的火车头。我们的命运从此再也无法与K院分割。


  偶尔,我会觉得,我从两年前就穷尽了所有可能的手段,仍然无法让绞在恋的脖子上的这根名为“权力”的绳套松脱分毫。我走过各种法律的途径,也钻过(作为律师的我平时接触过的)所有专门为违法者敞开的狗洞,越发感到一切通往K院的道路都是一座迷宫套在更大的迷宫里。接下来,难免让人怀疑自己当下所做的这一切是否存在意义。好比有人把一条漏水的船开到了太平洋中心,后悔为时已晚,唯有思考如何活着。于是,我开始想,恋在里面究竟有多少的自由?以理性来看,有什么是我力所能及的?拘束衣是无法挣脱的,但难道说我不能帮她解开一颗扣子、松开一道绑带,哪怕这些努力在她庞大的痛苦面前,最多算作可耻的一厢情愿?所以我想起了蔷薇花苞的那一幕。我了解到一种实验性的疗法,针对的是那些传统疗法不能奏效的病例。我读到了谵妄症患者的诗,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画。这当然不能(和那些医生宣传的一样)称为艺术。它们纯粹是那些病人决心砸碎一切铁窗活下去的证明,不必借用所谓艺术之名,就已经相当高尚。这时,有人会问,只靠写诗画画,就能治好精神上的绝症吗?只靠一种时髦的创意疗法,就能把千千万万的病人从一座座地狱里救出来吗?诚然,创作无法推倒高墙,但创作能让我们认识到高墙不能主宰我们的命运。我也只有这样宽慰自己,才有了走下去的微弱勇气。


  拆开K院寄过来的回信时,毫不夸张地说,我浑身上下的血液像气泡水一样滋滋作响。“器材、暗房、教师,贵社自行安排,”我握住信纸大声念着,一旁还没下班的抄写员狐疑地回头,以为我在朗读什么至关重要的新消息。摄影课?怎么会?眼前顿时浮现出了那位院长想在《每日新闻》的彩色照片页如何摆出一副远瞩未来的潇洒模样。“现代化K院引领人道主义疗法新潮”……假如配上一艘倾覆的金刚舰的银灰色剪影,构图就完美了。这是机会,我在心里默念。这是我自己争取到的一次机会。不论K院对我究竟是怎样的看法和态度,不论他们是打算利用我,还是打算看我的笑话,至少我能去做些什么了。套在我身上的无形的拘束衣,不知不觉间掉了一颗扣子。问题在于如何从这么小的一道缝隙里钻出手来,去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我必须找回底气,我想。我必须去做,做给他们所有人看,扩张自己的力量。我立即联系了故友,即将在八月调往T市新成立的《周刊文春》编辑部工作的文。

  “好嘛,你消沉了那么久,突然开窍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格外欣喜,“在精神病院开摄影课,你的脑袋什么时候这么前卫了?”
  “让服刑犯演布莱希特,你那才叫真的前卫呢,”我回道。这是我们之间三年前发生的一件轶事。那时,文在O市女子监狱办起了一系列文化活动,结果偏偏在汇演当日,在她导演的话剧中,五名服刑人员在所有领导的眼前大打出手,两人重伤。当时,是我为她做的辩护。在我心目中,文一向属于那种奇人,那种用一整段人生演绎一种至死不渝的胡闹精神的人。将来的日子里,我说不定也要往她的方向靠拢了。
  “嚯!没有你帮了倒忙,我的远大前程本来还有戏!”她以那种一如既往的少根筋的语气呛了我一句。
  “得了吧。你的那点劣迹,也就在小圈子里流传了。”
  “那你什么意思嘛,来找吾辈一介劣迹斑斑之人取经?”
  “不是取经,”我说,“想让你传授怎么……咯……大闹天宫。”
  “你笑了!”电话那头激动不已,“让我逗得!”
  “我说错了?怎么记得,你当初差点也打算抡胳膊上阵……”
  一阵让我再熟悉不过的充满自由精神的笑声从话筒里花洒似的喷了出来。“啊呀,你这家伙,啊呀……”笑完了,她的声音低柔了下来,“上一次听到你这么开心的声音,是在两年前?三年前?”
  “我也不清楚。”我说,“原来,别人是可以听出来的啊。”
  后来又说了许多话。我也感觉,我的嗓音几乎变成了我记忆里没有的一种音色。好比自言自语的人独居了许多年,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一直在对自己说话,全是依靠大脑的机械反射,才把声音当做了自己的思维;全是依靠这种不间断的喃喃之声,每天的孤寂才显得不那么可怕了,从而在灵魂深处得到了接受。
  妹妹最近情况有好转吗。……
  我是说真的。那么多破事,就你自己扛着?……
  是。程序特别麻烦。我当初也是。没变。参考书,我这儿还有一大堆呢。你的地址换没换过啊,最近?……
  这年头谁不想搞点炸药。我们“文春炮”,要打就打那些警职法缩头乌龟。轰他妈的权谋!轰他妈的落后!没有“爆点”就给我滚的好时代降临了。你也在制造“爆点”,嗯,不是吗?
  激动不激动。它就在眼前,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爆点”。……
  又怎么了?啊呀……在抽鼻子?
  ……喂?




***

Au bout du chagrin une fenêtre éclairée
“忧郁尽头一扇明亮的窗”
Paul Éluard, 1951


  银盐,也许是我们发明的最类似于伤口的一类物质。它的天性极其敏感。在阴暗处,它是一缕灰白、混浊、颤栗的乳液。而一旦它与光接触,一旦世界的面纱向它揭露,它就有了记忆。它的记忆全部无可挽回地刺写在它的血肉里。薄薄一层卤化银的微晶涂抹在一张塑料膜上,这就是胶片,物质之心的组织样本。如果任何光线都不加选择地照射在表面,它就变为纯黑,或者说一团血肉模糊的残渣。如果仅允许一部分的光将它刺痛,让另一部分停留在无痛的阴影里,它就有了思想。它的身体极轻极弱,任何思想负在它身上都是剧痛的。在光的强权下,它拖曳着一颗比纸更薄的心脏,开始呼吸、开始挣扎、开始见证。自此诞生了图像、面孔、世界。自此我们的生存再也不会缺乏证据。Photography的词源是古希腊语的phos“光”加上graphe“写”。用光书写,在银盐的伤口里书写,这是独属于现代人的风尚。关键在于精确,在于如何让星奔川鹜的黑夜骤然静止在我们的伤口上。如今,有卤化银的地方就有黑夜。为了提升黑影的纯度,我们又发明了暗房,它们矗立在城市各处,如同一座座对抗痛苦的微小堡垒。


  暗房的选项:二楼一间无窗的房间,或者四楼唯一空着的一间有窗的房间。我们当然先去了二楼。一开灯,屋内赫然陈列着两张电疗专用的束缚床,弥漫着长年不用的电子元件的锈味。我们立即放弃了这一间。我们未来的活动室不能选在病人恐惧的地方。四楼以痴呆症患者的病房为主,相较于上下几层,稍微安静些。文走在前面,问我,为什么这样的大热天,走廊上还是这么凉,甚至感觉有点阴冷。那些病人,有的光着脚站着,有的盘腿坐在地上,身子像石头做的一样往外散发寒气。那些窗户,配备的粗铁丝网积满了细腻的棕色尘埃。穿过大门,还要打开第二扇小门,才到了我们的备选房间。它原本是隔壁的水房,狭窄且潮湿,要站到屋子最中间双臂才能充分张开。窗户高高位于洗拖把池的正上方。盛夏的阳光从泛黄的陈旧玻璃中泄露出来,给人一种身处小教堂的感觉。


  暗房的布置其实只花了半天就完成了。文一贯积极,而我一贯怠惰,只好窘迫地坐在一边看着。吃完午饭,文还请来了一位专长孤独症的N医生。顶多是在食堂聊了一会儿天,这位N医生就给她拿下了。她们就像一对闪亮的流星在K院内东奔西走,变魔术似的变出了一件件必需的器材。而我在走廊上,倚着一堵墙,把头埋在一本南姆伯格的回忆录里。就这么到了傍晚。一张张被汗水浸湿的滑轮病床,载着一名名被注射了胰岛素、在浑身剧烈抽搐的状态下苦斗了数小时的病人,穿梭在斜阳消逝的安静过道里。我们的暗房只差最后的一块遮光帘需要安装了。“怎么,又提不起劲?”晚饭前文向我试探道,“只论眼下,一切不都还算顺利吗?”不,只是因为你们两人有点太耀眼了,我说。是,现在的进展太顺利了,顺利得有点虚假,让人缺乏安全感。“现在归现在,后面呀,”她叹了口气说道,“你知道,凡事只有最开始做的这段时间是最开心的。”确实跟她说的一样,我想。文不仅有经验,还很聪明。当下,正因一切尚无眉目,尚不存在猜疑和顾忌,我们才更容易去树立信任,才能争取到N医生这样的,愿意同孤独症孩子相处,能在病人的眼睛里看见人性的理想主义者。想到自己一下午几乎什么也没做,我只好侧过头去,望着西边天空中渐渐熄灭的夕照发呆。


  装窗帘的人是在星期四下午来的,按我们的要求,带了一大卷市面上能找到的最厚的帘布。“盖上去真的完全没有光?”我打量着这道纯黑的遮光帘,“连那种从缝隙里漏出来的光边都没有?”为了证明给我们看,工人合上遮光帘,然后把帘子的边角折叠,严实地塞在窗框下边和左右两边的拐角处。关灯后,我和文都发出了一声惊讶的“啊”。黑暗如此纯净。它像一件工艺品,诞生于历史之外的太古之外的时间,却在此时此刻与暗房的其他物件并立而存。我们站在一片浓缩的黑夜里。现在,该哭还是该笑?不敢出声。这就是我们的暗房,摄影课的暗房。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学生和我们待在一起。可就在我们沉浸于想象的同时,有光照了进来。门被人推开了。一声惊讶的“啊”,也从她们的喉咙里挤了出来。我们连忙开灯,这才发现,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趁着放风的间隙,从队伍里溜出来的——“姐姐,你不是周六才来吗?”——心和恋。她们两人无不面带困惑地环视着这间改头换面的水房,目光一齐停留在那块纯黑的帘布上。“而且,您怎么会在我们的……秘密基地?”我终于明白,原来,在改装前,这间在他人眼中毫无价值的小侧室向来是她们在放风结束后约定偷偷会合的地点。这里位于四楼南面,窗户又很高,即便在冬天,阳光直到黄昏时分也不会败给黑影。




***

Cefeuillage du mimosa de tes yeux
“你的眼睛有含羞草的神秘”
André Breton, 1937


  带给恋的布劳提根硬糖,从每周一包变成了每天一包。因为我姑且算是这间暗房的安全负责人,在房间不上锁的时段,我的任务就是保证病人不动器材、不碰有毒的化学试剂。而恋呢,每天都来摄影课教室,拦都拦不住。见到了,当然问我要。她吃糖果的方式也很特别,总要先接一杯水,把外面的白色糖粒泡掉,只留下一颗晶莹剔透的红细胞形状的糖球。“这是元音,”她咀嚼着一颗蓝色的糖球,跟我说,“我吃的是U,蓝色的。A是绿色的,O和E是介于黄色和橙色之间的。而Y很狡猾,有时是白色的,有时不能用颜色来表示。它们都是英文,因为室女星系的人都是说英文的。你听说最近在那边发现了新的宇宙吗?他们把这种密码持续不断地发送到我的大脑里,命令我按对应的口型去大喊。可是护工姐姐让我不要大喊,所以我就把这些元音咬烂了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哎呀,我是开玩笑的!我只是觉得,把糖泡掉再吃才不会吃坏牙齿,护工姐姐说我的牙齿坏了就麻烦了!还有,其实只想找你多说说话,我知道姐姐不会嫌我烦的,是吗,是吧!”在另外的版本里,蓝色是数字4而绿色是数字1,黄色是8,橙色是0;或者,蓝色是木星,红色是水星,白色是月球;再或者,蓝色是苏联人,红色是美国人,绿色是所有的动物。对我而言,红色是西瓜味,黄色是柠檬味,紫色是葡萄味,绿色是苹果味,固定不变,没有新鲜。不如说,像我这种匮乏而无趣的头脑,是不可能用这么几种简单的味道编织出宇宙的隐秘经络的。所以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恋鼓着嘴,像受了冷落似的盯着我:“这次我是认真的!U就是蓝色,我绝不是编着玩的。马上你不许睁开眼睛,一定要让姐姐自己尝出来!”


  还没等我答应,门已经关紧,灯已经熄灭。那道遮光帘一向是合上的。结果,摄影级别的无杂质的黑暗,猝不及防地降临在我们身边。“恋?”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担忧而不是诧异,“干什么?”但没有回答。她是什么意思?是只想喂我吃糖,还是想对我做点别的恶作剧?视觉受剥夺,如此突兀,我几乎在光线灭绝的一瞬间听见联觉的砰的一声。暗房在同时肃清了所有的杂音。接下来,只剩下时远时近的呼吸声的节奏,布鞋踮脚踩在地板上的节奏。我们两人隔着一片漆黑对望。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每每视线交错,身体里总会本能性地摩擦出一点温热,一点似是而非的亮光。我因此判断她已经在向我靠近了。头脑十分清醒,身体却感到一种无处可去的迟钝。在晦暗的另一端,仿佛有什么一晃而过,那是什么?也许是她的头发。也许是别的未被阴影完全吞没的东西。也许,她就伏在我的耳朵旁边,鼻子贴在耳廓上,只是久久地屏着一口气。距离的暧昧令我的想象寸步难行。不存在的凝视将我固定在椅子上,手脚分明是自由的,却好像让细线捆住了一样不得动弹。没有光,任何形体的轮廓全部融化在虚无里。但虚无的密度在变化。这里似乎是稀疏的,那里似乎是滞重的。身体的一部分由虚无的引力牵引,而另一部分却条件反射地回避着它。不知不觉,手脚上绕满了虚无的丝线。为挣脱黑暗对面另一人的意志的摆布,我只得如提线木偶般左右闪躲,局促、窘迫、笨拙不堪。拎起的一颗心摇摇欲坠,这种不停滋长的虚弱感,使无来由的逃的念头越发鲜明。空气处处变得危险了。逃的期盼再次泯灭了。然而,影影绰绰的不确定性,反而酝酿出另外一种希冀,全身为之撼动。说不上有什么感觉,说不出是怎么一回事,但黑影掩盖下的一切都成了感觉,发生的未发生的现实和妄想的一切都成了这回事的一部分:一根手指,轻轻落在了脸颊上。所有的谜团解开了。所有的感觉在一刹那大平静了。所有束缚住我的爱的丝线,也被安然默许了。于是,我任由恋使坏似的掰开嘴唇,抠住一排下牙。一颗没有糖粒的湿漉漉的糖球,在上下支撑住口腔的两根手指的护送下,往里一坠。
  姐姐,她问,尝过元音的味道吗?
  我不出声地咀嚼着。
  没有人尝过元音的味道,她说。这一点,我知道的。
  我心生疑惑地品味着。
  难道,实际上并没有西瓜味、柠檬味、苹果味?我尝到的分明只有一股毫无性格的甜。这难道是说,仅仅借助颜色的暗示,糖果就产生了不同种口味的幻觉?绿色是苹果味,但按照道理,它难道不可以是A,是1,是生命,是希望,是所有的动物纷至沓来吗?
  我似懂非懂地用味蕾寻觅着解答。
  恋的指尖在我脸颊上游走,犹如昏暗的史前冰川沿着我的皮肤缓慢而沉重地迁移。她的孤单的身体想必也在凑近。
  姐姐,分得出来吗?她问。我相信,元音的天性,是真的可以用舌头来分辨的。我的元音太苦了。我本来想说A,可是一说出声就变成了让人揪心的尖叫。姐姐,我好痛苦。我只是想让他们记住我的元音是苦涩的,这样大家在夜里一起尖叫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把我的声音埋在里面,护工姐姐也就可以把我从那么多的尖叫声里解救出来了……现在呢?现在,尝出来了吗?
  ……是Y,我说。
  ……真的尝出来了?
  ……是Y,我重复。
  ……不,我全是骗你的,从头到尾,我自己也分不清……
  ……这颗糖,味道很空白。孤单一人在人群里,却还没有沾染任何颜色,也无法被任何颜色定义。所以,是Y,我确定。
  ……刚才,我根本没留心喂你的糖是什么颜色。
  ……不要紧,恋。黑漆漆一片的,颜色本来就不存在。
  ……再试一颗?




***

Il y a assez d’infini sur la terre
“人世间已有足够多的终极”
Antonin Artaud, 1947


  院长视察当天早晨,我体会到了我们这些天来所有辛苦的成果被一群人傻笑着从手里夺走的感觉。在讲台上,汇报成果的N医生(她几天前还在办公室讲我们的好话!)把大部分功劳归给了K院高瞻远瞩的办院策略,而剩下的小部分苦劳归给了K院踏实苦干的治院理念,总之,没有任何具体的人类在这场汇报里获得夸奖。而我们在走廊上不期而遇时,她也只是抱歉地表示,这是上面的部门让她照着念的。或许,再这么一路追溯、一路推脱下去,大家还会发现,同样没有任何具体的人类参与了起稿,所有的词藻和大道理全是我们胡子雪雪白的上帝径直撬开了听众的颅腔放进去的。院长在12点30分走进摄影教室,在浏览了观影、绘画、手工、体育等多姿多彩的康复活动后,面对设备齐全的暗房,他把手揣在口袋里说了一句:“怎么回事,这么小?”——这才显得您高大嘛,我心里偷乐道。从文的眼神里,我看出她一样萌生了用暗房内猝不及防的黑暗降临来吓一吓院长的主意,但还是和我一起作罢了。院长步入中年,神经衰弱,让伸手不见五指的笼子一罩,说不定就在昏聩里发起疯来,一边手舞足蹈一边指挥他那不存在的金刚舰开炮了。我后来才觉得,不试这么一回,终究有点可惜。


  午后,心被选中给医生和护工们献花。秘密写作暂停后,她的病情未见恶化,只不过夜间幻听、说梦话的频率明显增加,或许是白天被压抑的创作欲迁徙到了睡梦里。力比多是候鸟,只能让它们从冷的地方往热的地方、从荒地往森林移居。虽然目前的心在白天有点浑浑噩噩的,但比起同一间病室的其他患者,她毫无疑问仍是最安静、最可控的。我们看见她捧着一束粉色的百合,在献花者的队伍里低着头往前走,鼻子嗅着花香,脸颊几乎埋了进去,看起来仿佛要把花束献给自己。“她头发好漂亮,”和我并排坐的文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才注意到么?”坐在前排的大部分病人,头发清一色被剃过。护工的手法有的温柔、有的粗鲁,有的甚至不小心用剃刀划破了病人的头皮,留下难看的疤痕。许许多多毛发斑驳的后脑勺向着我们,水涡形和闪电形的发旋好似黑白交替的象形文字。只有心的长发得到了精心护理。其中的秘密是,每次集体剃发,都会有一名步履蹒跚的老护工找到她。在老人眼里,心的背影,尤其是那柔顺的头发,特别像她在野战医院被美国飞机炸死的女儿。


  “古明地小姐,”散会后,心问我,“您说,未来会怎样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比较好。谁的未来?她自己的未来,她和恋两人的未来,还是K院的未来、精神病人的未来、日本的未来、我们所有在时代里沉浮的人的未来?“啊,我没有想那么多。”她不好意思地说明道,压低了声音——我刚才想说的是,我也好,您也好,您的妹妹也好,各自属于我们,却总让人看不清、捉不住的这团小小的东西,我还想不到准确的词来概括它。听到她这么说,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我问她,你要找的词,是不是“命运”?——话音刚落,我立刻懊悔了。心垂下了头。我也陷入沉默。仿佛“命运”一词撕开了空气,在我们之间创造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真空。仿佛“命运”一词的过于闭塞的发音,使我的舌根沾染上了一股麻痹神经的苦味。因为命运并不会正直公平地对待我们。只有未来才会。而且我们都明白未来和命运分别是语言能创造出的最轻与最重、最透明与最晦暗的两种东西。我之所以说错话,恐怕是因为,我早已默默接受了那种将两者混淆在一起的含糊其辞的生活。


  总归聊了起来,聊回了心的具体的未来。她说,她的父母给她安排的未来,是在康复后重新考取K大的法律系。其实,心说不准究竟这种安排是不是她想要的。在那里,她看不到恋的位置。这条铺设好的道路,对她而言,实际上是一条羊肠小道,沿着它走下去注定只能变成孤身一人。她不甘心,于是设想了另一种未来,坡度更苛刻、宽度更狭窄,却容许两人肩并肩地通过。“我想写作,”她波澜不惊地坦白,“很简单,我想时刻沉浸在活着的感觉里。”我说完全没问题,只不过写作既可以让你活着,也可以判你死刑,总之它会让你半死不活地吊着,和所有那些不写作的人一样。即便如此它仍然十分有意义。心,我有一位挚友目前正在选拔K院接下来的摄影课的老师,都是K大和W大的朝气蓬勃的学生,有的跟你一样爱好写作。要去见见吗?如果你愿意,我就和她打招呼,对于这位射命丸姐姐到底打算怎么安排她的“面试”,我还毫无头绪呢。


  签了不知多少份承诺书,我暂时将心从K院接了出来,在这天傍晚,我们乘车前往电话里文给我标的地点。下了车,我们才发现这里只有一间连招牌也没有的小酒馆。店里充溢着啤酒与中年人的浑厚气息。我们的面试官和十几名面试者闹哄哄地围在一张拼凑的长桌边,一边比赛政治词语接龙,一边灌水似的痛饮威士忌。我的“一位挚友”朝我们这边悠然自得地吹了一声口哨,那一刻,我发誓我绝对看到心往后本能地退了一步。“安保动员万岁!”有人输掉了接龙,他们就起身干杯大喊一声,“岸信介,下台!Q(输掉游戏的姑娘的名字),一起下台!”怯生生站着的心快要哭出来了。“我的老爷啊,”我说,“几杯酒把你们变成这种德行?”“他们,”文无辜地瞧着我,“他们在学校里、在街道上,能力都是一等一的,没想到沾了一滴酒,就丢掉了一切组织,嗝呃,一切组织性纪律性,让人真他妈的发愁,我们一代青年人的热血和眼泪是不是注定要被洒到阴沟里,我怎么说这种胡话?拼了!再来一杯,王VIII蛋们!”这么下去,心的文学梦不出多久就要灰飞烟灭了。我们把不省人事的文合力扛起来,抬到了一张单独的小桌旁边。被灌了三碗豆芽汤,她终于有了一点恢复动弹的迹象。


  “我好痛苦啊!”烂醉的文扶着桌角,猛地支起身子,冲天花板呐喊道,“我痛苦为的是你啊,Q!你的底片,真有才华哪,拍大海拍得像诺曼底D-Day,一片白茫茫一片黑洞洞,Robert Capa都得向你致敬呀!K院不是埋没了你?有了这种本事,干什么不好,嗯?跟我上T市去,拍人群,拍demonstration,拍那些人不敢让大众看的顶好的东西,嗯?我的意思是T大的学生才是真正有种的大学生,你们这群怂包,都不如他们上勾拳、下勾拳,一拳放倒名誉老教授,一拳放倒新秀小情人。觉!你告诉我,现在到底怎么办啊!我下星期,嗝呃,就要去T市报到了,就要把你托付给这群怂包了,当然,也不完全是,但你叫我怎么放心得下你哪?你孤零零在K市不会出什么事吧?你妹妹怎么办啊?你铁了心要办的摄影课还能一直办下去吗?要是你又没精神了,又提不起对生活的兴趣了,我在别的地方会多难受你知道吗……我恨不得能长出翅膀每天在K市和T市之间来回飞,越过富士山,嗝呃……你让我怎么能放心得下呢……他们都在利用你……看你没有一丁点经验,看你皮肤白净,平时一动不动的,好欺负得很……但你答应我……你的摄影课一定要办出来……办下去……为了你自己的快乐,为了我们一切的一切的未来,拼一回……嗝呃……翅膀……拼一回……”




***

À une profondeur où les images ne prennentplus
“在影像不复定型的深度”
Yves Bonnefoy, 1953


  梅雨季节昙花一现的晴天。上午,天空的蓝色显出一种天然的胶片质感,仿佛由无数灿烂的小颗粒组成。向阳面的走廊上挂起了晾衣绳。棉布白床单在低处的铁栏杆上晾成一排,蓝白条纹的病服在高处的绳上晾成一排。几件米黄色的拘束衣敞着所有绑带,静静垂在阳光里,与周遭的事物达成一种漫不经心的和谐。夏季,病服轻薄,些许透光,衣袖与裤筒充盈着风。逆着光,深与浅的竖纹路稍稍鼓起,那是光的笼子,裹束着伸手可触的光的身体。我行走在光影斑驳的晾衣绳下。走廊的阴翳处照旧散发着亲切的霉味。一切都在暗处缓慢、坚韧而隐秘地生长。恋在楼梯上等待我,远远看见她踮着双脚、身子前倾,像一朵迫不及待开放的花。身后的Q将手搭在她的肩上。“真不好意思。早上突然有事,我来迟了,”我有些内疚,“试课还顺利吗,我们的Q老师?”恋开朗的神情实际上已经道出了答案。“是,同学们很积极,”Q也露出了眉头舒展的笑,“我备了很久的课,最后才想到以‘情绪流露的影像’为主题……”我已经等不及看你们的成果了,我说。于是,我们一面听恋一件接一件地讲着她的开心事,一面往走廊尽头暗房所在的大房间走去,一路上都有衣带和光线在风里沙沙作响。


  暗房的小课桌上沏着一壶浓茶,几张胶片浸泡在混有红茶水的全黑显影罐里。“不是用来喝的,是用来给底片上色的,”她腼腆地向我解释道。热茶会把底片染出一种暖色,她说,而且,茶水不像化学试剂,没有毒性,没有臭味,见效温和,对基质没有伤害,还可以换成橙汁、黑咖啡,您也许不知道,很多上过教科书的摄影师都试过此类技术……回过神,她已经说得我止不住地点头了。文的识人眼力果然令人不得不折服,我想。“这几张还要泡两小时,”她抚着盘子边缘,“下午再晾三小时。恋知道的,她学得最快。”坐在我身旁的恋又是一副企盼我夸奖的模样了。我们谈起了恋在课上的表现,谈及别的病人——不,我也要学着Q称她们为“同学”而不是“病人”了——课前课后的变化和反响。据她说,同学们最感兴趣的环节就是“色彩与情绪”“光线与情绪”这两部分。“说实话,关掉灯的那一刻,我特别紧张,我害怕大家在黑暗的环境里产生恐慌。幸好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她说,“房间一暗下来,同学们反而一齐屏息凝神,好像我们不是在上摄影课,而是在举行某种召唤天使的仪式。但同时,问题在于,暗房太安静了,其他的房间里打胰岛素不停传来的尖叫声、求饶声,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无能为力。”


  偶尔,一句如此简单的话就能令人回想起,或许我们迄今为止自认为有意义的全部成就,在他人眼里,仍然只是一堆虚情假意的泡沫。“所以说,古明地小姐,我现在只想问您,”我听见Q的声音明显在动摇,“在这里,在这座病院,我们真的是被需要的吗?”我立即知晓了她的意思。不仅如此,我的心脏猛地一阵刺痛:缠绕在我身上的名为自责的幽灵,分明浮现在了她的背后。“其实,”她的语气里带有质问,“您不觉得,我们在避重就轻么?”她坦白道,她或许单纯,但并不愚蠢。她看得出来,摄影课在K院不可能长久地办下去。失去了时髦,我们对这座病院的利用价值为零。我们都如被时代的风偶然吹进墙缝的草种,今天可以被一滴雨水救活,明天就可以被一团热浪烤死。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即便如此,”她按捺不住了,“我们还有理由继续吗?用一种注定垮塌的‘理想’,替他人营造一幕自由的幻象,这不是犯罪吗?……您会奇怪,为什么我说了这种话,还是选择留在这里。当然并没有特别的理由。摄影本身,是否有什么使我无法舍弃的理由,我也想不清楚。非要说有什么原因,那就是,除了摄影,实际上我的生活里已经没有具体的挂念了。我的前辈、后辈,都在集体里施展自己的才能,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实在的生活、实在的斗争。唯独我,没有才能,苟且于一种妄想的生活。文老师说过,我的心思太纤细,撞到名为现实的这堵墙上,就会像水银珠一样粉碎一地……”


  ——不是这样的!
  Q顿住了。打断她的是从刚才起一直缄口不言的恋。她举着手认真做出想要发言的模样,眼神流露出一种无法让步的情绪。
  ——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的。Q老师,你错了。我不觉得你的心是水银珠。你在课上放给我们看的作品,我只看一眼就全部明白了。你喜欢镜头颤抖形成的心跳的感觉。所以世界和你的镜头一起陷入沉思,和你的手指一起激动不已。我的直觉很准。如果让现实的墙和你的心撞到一起,粉碎一地的一定是现实。我当然没有夸张,也没有在说梦话!我真的真的觉得Q老师你的心是那么硬的那么牢固的一种东西。外界的残酷,跟你的镜头的残酷相比,根本什么也不是。镜头当然也很残忍!我还知道Q老师的镜头有时候是痛苦的,比如面对大海的那张,沙子上闪亮的足印那一张。真让人恨不得把自己瓦解成干净洁白的原子态,全身上下,和取景框一起颤动。老师,你的心是沙上的印,颤动银盐之印。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好听?现实撞上去,就像无数浪花一样崩毁。驻留于惊涛骇浪的幻想之印。你听说过摩西的故事吗,老师?摩西就是在海面上画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印,最终才能一寸一寸把海水割开的。我们也需要拍出很多很多和Q老师一样好的照片,才有希望在海底、在月亮上创造出就连摩西也想象不到的路……别笑了!姐姐,别笑了!我是认真的。我是说,就连摩西也想象不到,有一天我们会把胶片泡在茶里;有一天,会发明新的药,让所有人能与幻觉和谐共处;有一天,会发现一种物质的记忆比上帝的记忆更长久,为了把大家的生活一瞬间一瞬间地寄托给它,我们不再怕光,也不再怕黑。




***

L’aurore prouvera qu’enfin nous vivons auprésent
“最后黎明会证明我们活在此刻”
Robert Desnos, 1942


  我们背靠白墙坐在走廊的地面上,像电影里的水手,穿短袖的胳膊伸出去,向着天空,打哈欠、伸懒腰、扳手指、数云。并没有什么要去的地方。除了听见鸟、听见蝉、听见脚步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非说不可的感受。只觉得当下就是当下,无法替代。眼睛轻轻一眨,它就会永永远远地遗失在黑暗里。但并不可惜。我们说任何人的生活都是由一半的过去和一半的未来编织而成。一不留神拆掉了线,丢掉了过去的那一半,并不可惜。今天,同学们新梳了短发,新洗了布鞋、棉袜、浅灰色的夏季衬衫。贴在肌肤上的一切清爽了许多。塑料发绳、纽扣、衣领、修剪过的指甲、住院腕带的金属扣,泛着细碎的光泽,好像时空之外洁净闪亮的漂流物。也许明天,同学们就会换回汗渍染黄的衣服。也许明天,我们暗房的门就会被一条带锁的铁链死死拴住,我们经营了数周的摄影活动教室于是从此沉寂,成为少数人的秘密,成为这座病院的健忘的角落里众多莫名其妙上锁的房间之一。但并不可惜。至少,当下,同学们还有盼望。我们还在等待下一条消息。


  事实上,为了今天的摄影课,Q几乎患上了失眠。她拼了命地想要保持清醒。一整夜,她不是在备课,就是在半梦半醒的空隙间经历一种仍在备课的错觉。一夜之间,疯狂了,不是她,而是世界疯狂了,时代疯狂了。T院、M院、S院、F院,乃至T大、K大与美国一所私立大学派出的学者、专家、学习小组、考察小组,犹如雨后泥土里钻出的蚯蚓,为争抢一缕新鲜的风,把K院的专线挤得水泄不通。贵院的理念是什么?贵院如何想到了如此新颖且人道的疗法?作为公立医院,贵院在落实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怎样克服的?可以拜览病人的作品吗?渐渐地,院长的脸上浮现了红光,而Q的眼角浮现了乌黑的圈。更不用多说,在院长卷起袖子亲自上阵的旁听监督下,课堂上完全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她时常紧张发作,手腕止不住颤抖,有一回,甚至把一瓶刚开盖的定影液全部打翻在地,硫代硫酸钠的尖锐酸味即刻充满了教室。而同学们也被护工密切监视着,饭前饭后背诵每次发言的完整内容,越背诵越忘记,最后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消失点、什么是对焦,只知道自己绝不能出错,绝不能让K院丢脸。连续好几天,还没到日出,心就醒了。一起床,不洗脸也不吃早饭,只是在窗边看云彩。至于同样在课堂上被寄予厚望的恋,有时更是一整晚不闭眼。她们当然不信护工吓唬同学们的话。但她们察觉到了某种心绪,它正牵动着K院所有浮躁的神经,无声无息,迫在眉睫。


  ——喂?古明地觉小姐?真不好意思,我们的行程临时发生了改动。对,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下次?有机会再谈吧。——最先行动起来的是T大的学生,打着“上街无罪”“终结美驻军”“砂川还在流血”的口号。紧接着是N大、K大。他们提着灯笼钻进夜晚城市的大街小巷,如同一支无翼天使的勘探队。——夜已深。心听见远处隐约可辨的呼喊声,蓦地想起自己很久没有创作了。她盯着手心里从食堂顺手带出的这包面巾纸。创作的念头一直折磨着她。但其实不应当说是折磨,它更像一种令人潸然泪下的苦,就好像灵感的苦本身。她盯着面巾纸上那块小小的纯白,思绪飞驰。——喂?帮我转告一下你们院长,这份人情,我下次再还。最近啊,你看,不是实在抽不出身吗?O大周围让学生和警察堵得乱哄哄的。至于什么摄影课,你们不是找的几家私人疗养院取的经吗?——警棍在夜间秘密行动起来了。鱼鳞似的钢盔在夜色里浮动。哪里有钢盔,哪里就有灯笼。光与影的两股势力,犹如两株布满分叉的神经之树,在昏沉的街道上急速而敏锐地扩张。——心正在练习。她在练习如何把字写得越来越小。写废的面巾纸一张接一张、一包接一包,堆成床垫下面一块神秘的凸起。与其说是剧本,不如说心写的仍是那份永远写不完的自我辩白。面巾纸可以塞在口袋里,可以递给所有的陌生人。她想象自己走出K院大门的那一天,她将面巾纸一包一包分发给那些呐喊的学生们,这样,就足够证明,当外面的世界经历漫长的涅槃时,她和恋并没有在一张病床上绝望而懒散地虚度这些岁月。她们同样抵抗了,在更阴深、更安静的角落。——真的非常对不起。临时有事。校方担心铁路不安全。街上太拥堵了。美方的学者还没有拿到签证。你们的想法是否有些自由化倾向?办公室的电话照常聒噪,办公室内其乐融融的氛围却烟消云散。被人抛掉的灯盏、仓皇丢弃的头盔、揉成废纸团随处可见的试卷和诗、警棍下飞溅的血液,一张又一张被写穿、被染污、被撕坏、被眼泪沾湿的面巾纸,一通又一通声音颤抖的电话——终于,我们的Q老师带着办公室传出的最后一条消息,站在我们面前:
  “还请同学们忘掉之前让你们背诵的那些答案。今天,我们的课堂没有观众。”


  可是,仍然放不开手脚,脸上还是冻着苍白的微笑,手腕还是在肉眼可见地颤抖。仿佛一阵心照不宣的寒意钻进了房间,渗进了灯光的骨髓。坐在前排的恋咬着指甲。坐在后排的心,食指在膝上不停比划着刻字的动作。其他的同学坐得笔直,后背挺得仿佛被人用铅垂线量过。她们一齐注视着Q,还有最后进门的我。门被轻轻合上。光线熄灭,幻灯机亮起。一如既往,一台摄像机的分解视图投映在我们面前的墙壁上,略有模糊,轮廓毛糙,但总归分辨得出镜头、光圈、快门、三脚架。同学们照旧轮流举起手,准确地报出这些机器元件的名字。谁也想不通,没有了观众,我们为什么还要重复这些环节。好像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只是为了停止思考、停止感受。课堂的前半段就这么在漫无边际的麻木里熬过了。寂静深处又传来了喊叫声。然而今天有所不同。不再是痛苦,而是一种冷静沉着的愤怒。听见了青年人的声音,许许多多青年人的声音。那是街上的学生们。按方位判断,他们就在楼下,就在K院外,正路过围绕K院的插满玻璃碎片的高墙。此起彼伏的呐喊如同海浪簇拥着一座荒岛,忽高忽低,冲刷着一双双好奇的耳廓。


  “色彩与情绪““光线与情绪”的环节结束,到了最后的作品展示部分。先前局促不安的同学们仿佛霎时间意识到了什么。一枚齿轮松动了。一台机器卡死了、崩溃了。一滴泪水滑落了。黑暗中传来若隐若现的抽噎声。一双双或胆怯或勇敢的手,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抬了起来。冲洗好的相片被一张张插在幻灯机前。墙壁上的黑与白不断变幻着。一朵情绪的花。一只情绪的鸟。一扇情绪的窗。一面情绪的防自杀铁丝网。形态万千的影像,或喜、或忧,或直白、或含蓄,向我们无声地诉说着自身,却又像同一颗心的絮语,既没有独一无二的意义,也没有非存在不可的理由,但并不卑微。教室里莫名的愁绪松弛了。Q也不再提问照片想表达的含义,仅仅是拭着眼眶,俯身把一张张照片展示又取出。一棵“忧郁症”的树苗。一枚“孤独症”的鹅卵石。一张“惊恐痴呆症”的笑脸。一轮“不可治愈”的月亮。它们一方面只是无比普通的物,另一方面却又沾染上了某种无法摧毁的纯粹。最终,还有两名同学的作品没有展示。顺着声音我们找到了抽鼻涕的来源。是之前睡在心的对床,和恋产生纠纷的那名躁狂症小患者。此刻的她,手里紧紧捏着自己的照片,像是在猛烈压抑着什么。她的作品,画面很简单:两只手,握在一起,像见面,像分别,使人不能确定时间该往哪个方向流动。
  “老师,你说,”她忽然开口,“那些大人物不喜欢我们了吗?”
  “今天早上,客人老师们正巧都没空……”
  “护工阿姨不是说,你们、他们,要用我们做实验吗?”
  “她的意思是……”
  “老师,你们也会离开吗?”
  秘密说破了。暗房里的空气冷了。相握的两只手,被放大,被冻结在墙面上。
  “我当然不是舍不得,”黑暗中,只听见她的声音,看不见她的表情,“Q老师,我只是说,假如,假如你们离开了K院,过三四年再回来的话,我可能已经不再活着了。或者,我还活着,长大成了最让我害怕的模样,我的脸变得和我的心一样,又黄又皱。再或者你们来了,但我已经变成那种不能再算做人的东西了,没办法生活也没办法思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到达极限了。Q捂着脸,夺门而出。暗房里,可以清楚地听见外面的哭声。
  门像一道裂口,让光倾泻而入。小患者站在朦胧的光里,拳头握成空心,如同攥着一柄没有形状的锐器。
  磕磕绊绊的哭泣声,夹杂着空气和泪水混合的摩擦音,夹杂着喉头被泪水阻塞的爆破音,我们眼前的黑暗好像一只摇篮被这哭声摇晃着。有什么被宣泄出来了。有什么隐隐作痛的地方愈合了。大概是我们的心的影子在愈合。
  当Q回到教室时,我们看见她是微笑的。
  “离别的事情,到离别时再说吧,”她说,“明天,我还在这里。”
  明天,我说,我也在这里。
  大家都会在这里,心说。
  我们的Q老师绕过拥挤的桌椅,来到幻灯机旁。
  谁是我们最后一位展示作品的同学?她问。
  举起手的是恋。
  她把照片立在光源前。
  映在墙上的是一只睁开的眼。不是别的,正是心的瞳孔。教室一片静默,只有心的瞳孔,只有恋的镜头凝视着我们。镜头被拉得如此近,几乎能分辨出虹膜的精细结构,像树根,像蛛网,连接着万物。像土壤,像灵魂,像人世间若有若无的种种必然。
  这张拍的是——宇宙,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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